1、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2、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3、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4、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5、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的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6、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7、（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8、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9、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10、出自《旧唐书·韩愈传》：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

11、译文：然而他对待诸权门豪士，就像对待奴仆一样，瞪着眼睛不予理睬。他还颇能引导鼓励后辈，招入家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连自己的早饭都供不上了，也和颜悦色地不在意。他总是把振兴名教和弘奖仁义作为自己的职责。

12、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13、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14、《新唐书·韩愈传》：“成就后进士，往往有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李翱与皇甫湜人称为韩愈的两大弟子。二人都积极阐发韩愈的古文主张，学习韩愈的散文风格：李文平易通畅，皇甫文奇僻险奥。李汉、沈亚之等也是“韩门弟子”，但古文成就都不大。“韩门弟子”中还有一批诗人，如贾岛、刘叉等。

15、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16、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17、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生平：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他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18、韓愈毛颖传原文是用繁体字来书写的文言传记。此原文中能用繁体字来书写的字有:韩、颖和传共三人:韩字中的韦在繁体中写韋，如同伟写偉，纬写緯一样，韩应写韓。颖字中的页繁体写頁，如同倾写傾，颐写頤，颖应写穎。传字中专繁体写專，如砖写磚，转写轉一样，传应写傳。因此，此原文译文写作:韓愈毛穎傳。

19、指唐韩愈的受业弟子。韩愈倡导古文，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影响很大，不少作家以他为师表，学习古文。

20、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21、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22、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23、扩展资料：

24、“颇能诱厉后进”意思就是：很能引导鼓励后辈。

25、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贾岛、刘叉

26、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27、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

28、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29、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30、（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1、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进士。贞元十九年（803年），因上《论天旱人饥状》，遭权臣谗害，被贬阳山。曾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几乎被杀，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愈传》，韩愈刚到潮州，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在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下了《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笠翁对韵》里的“潮州有鳄鱼为害,韩愈为守,作《祭鳄鱼文》鳄乃去”说的就是这件事。

32、韩愈，字退之，是昌黎人。父亲名叫韩仲卿，没有什么名声地位。韩愈三岁时丧父，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认为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需要别人奖励督促。等到应举进士科，文章投送到公卿中间，前任宰相郑馀庆很是为他宣扬美名，因此在当时知名。随即韩愈考中进士科。

33、一说到韩愈，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想到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殊不知，韩愈的身份除了文学家还兼思想家。在思想方面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道统”论。

34、从父是“从祖父”之简称，即祖父的亲兄弟的儿子。

35、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36、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37、节选自《旧唐书·韩愈传》有译文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38、（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39、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40、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41、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和散文具有很高的造诣，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佳作，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2、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43、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44、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45、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46、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47、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48、教育思想

49、韩愈认为统治人才需要具备“德与艺”两方面条件。从两者的内在关系看，德是艺的思想基础，艺是德的体现手段。德比艺是更为根本的条件。如文学写作与道德修养的关系，道德修养是文学写作的根本前提，“夫所谓文章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因此要像古代伟大作家一样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以道德修养为根底，才可能有光辉的文学作品。韩愈在教育实践中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韩愈认为道德根源于人性，基本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准则。五项之中最主要的是仁义两项。仁义是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人有没有道德，其区别就看他存仁义或弃仁义。仁义并非高不可攀的目标，只是实行对人类的博爱而已。道德教育以仁义为核心，有道德修养的人，必定是“内仁而外义，行高而德巨”。韩愈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前人的道德修养理论，总结自己的修养经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养要则。“责己重以周，责人轻以约。”他主张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协调我与人的关系。要协调关系，对自己的要求应当全面而严格，以鞭策自己不懈地提高道德修养，对别人的要求应当宽松而简单，别人也就乐意为善或改过从善。而现实的情形恰好相反，一般人对别人要求求全责备，对自己要求则很低很少。他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作了分析，认为根源是怠和忌，怠者对自己没有要求，不能提高品德修养，忌者害怕别人品德修养获得高度评价，而对别人进行诋毁。韩愈关于责己和待人的思想，是孔丘“躬自厚而薄质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思省自勉”，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从主观上提高认识，需要个人认真深入地反省思考。他在《进学解》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德行的成就在于认真深思，毁坏就在于放任自弃。因此应当经常与道德规范进行对照而反省自己的行为，对不合仁义规范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应当感到后悔，防止再犯。他认为在道德面前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不成为君子，便落为小人，一切都取决于自己。“贤不肖存乎己……存乎己者，吾将勉之”，要在主观上保持一种上进心，勉励自己成为道德修养高的人。“知过能改”，韩愈认为对待过错也是一个道德修养问题。过错不仅是已经表现出来的言或行，没有表现出来的心思不正也是一种过错。他说：“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有些人犯了过错已有认识，对改正错误持什么态度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较积极的态度应是勇于改过，改过是为了不再有过，应该受到赞许。

50、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51、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52、诱厉-释义：引导鼓励。

53、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54、《祭鳄鱼文》，是唐代散文家韩愈写的一篇檄文。因鳄鱼为害，作此文劝戒鳄鱼搬迁，实则鞭笞当时祸国殃民的藩镇大帅，贪官污吏。这篇文章文意虽是为民除害，但因时代文化科学的隔膜，木然无味，但仍是一篇条达、顿挫，宽紧相济，气雄势深的文章。　　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了唐宪宗，几乎被杀，幸亏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愈传》说，韩愈刚到潮州，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写下了这篇《祭鳄鱼文》，劝戒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这一传说固然不可信，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佳作，体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思想；文章虽然短小，却义正词严，跌宕有力。　　韩愈（768～824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明朝人推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昌黎先生集》。

55、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56、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57、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58、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59、《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60、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61、首先，谈一下道统论。何谓道统？就是指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系统理论的一种学说。在隋唐之际，儒释道三者合流，但争夺正统教派的斗争还在继续。特别是当时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佛教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占据强有力的地位，相比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霸道地位，此时的儒家势力有点暗淡黯淡。基于此，韩愈攘斥佛老，以儒反佛，在国内掀起了重振儒学独尊地位的大旗。事情源于唐宪宗的一项活动，这为皇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却派宦官将陕西法门寺所藏的一块佛骨迎入宫中供奉，还让各寺庙轮流供奉。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但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上书皇帝，说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建议皇帝赶紧烧了，以绝后患。这一说却是撞枪口上了，皇帝那么崇佛，韩愈却和皇帝对着干，当然是没有好下场的。大概是出于韩愈的好人缘，皇帝本来是要赐死的，但群臣都帮着他说话，就免除一死，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于是遥想当年还背过这样一首诗：一封朝奏就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当时根本不懂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在明白之后觉得韩愈真是一位英雄，这种与世界为敌的态度令人可敬。（与佛教势不两立）